从驿路到“舌尖”尽显诗意风雅（下）

近期上映的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让不少观众为荔枝使李善德的命运捏一把汗：唐代岭南的鲜荔枝需跨越五千里运往长安，在岭南的烈日下，李善德心急如焚地计算着“八百里加急”的日程；驿道之上，急促的马蹄声叩响了鲜荔枝“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”的保鲜倒计时。

而当我们把目光从盛唐的驿道移向两宋的城阙，会发现荔枝的故事早已悄然改写：宋人发明了精妙的保鲜之法，它不再被“三日味变”困于一方；汴梁的宫墙内，被移株的荔枝树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吸引着皇帝前来采摘。商贾舟船因它穿梭海上，文人墨客为其挥毫泼墨。从皇家贡品到市井佳肴，从千里加急到海运通商，荔枝的流转早已突破地域与时间的限制，化作一部宋代饮食生活画卷。它不仅记录着宋人“舌尖”上的荔枝传奇，更藏着古人以巧思破保鲜之困的智慧，以及文人雅士在寻常烟火里细品生活真味的雅趣。

《离支伯赵图》

夏啖荔枝已成风尚

宋朝的荔枝不再是珍稀之物。两宋以前，荔枝产量少、运输不易，基本是皇家的“专供”，许多人别说吃了，就连见都没见过。但到了两宋时期，荔枝种植技术得到了有效提升，福建等产地荔枝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，全国荔枝产量大幅增加。由于荔枝的生产、销售得到良性发展，因此在寻常巷陌中也出现了新摘荔枝的身影。

而经过隋唐两代持续兴修水利，至两宋时水路交通已十分发达。北宋画家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沿汴河驶入汴梁城的多艘大型船只，正是当时漕运兴盛的生动写照。与长安相比，汴梁距离荔枝产地福建、岭南更近，于是，商人们便“水浮陆转，以入京师”，也就是水路和陆路结合，将荔枝送往汴梁。到了南宋时期，临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成为新的都城。借助于发达的海运技术，岭南、福建的荔枝也会经海路运输到临安。由于这座城市离福建更近，因此，临安人品尝到新鲜荔枝的机会要比汴梁人多得多。彼时，福建荔枝已占据了临安荔枝市场的大半江山。据南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载，新摘的福州荔枝一到，不但被献入皇宫，而且也会被送到达官贵人手中，同时还会在街市上被销售，品种多是“生红为上，或是铁色”。当时“或海船来，或步担到。直卖至八月”，其中尤以福建泉州、福州的荔枝卖得最火。

临安商业十分发达，尤其是水果的销售。水果在临安不但有数处专业性的市场，而且还有遍布城内外的水果店。此外，食店、酒店、茶楼、瓦子等处也兼营水果的销售，这些水果中就包含荔枝。据南宋《梦粱录》记载，夏天临安城的街市卖桃、李、杏、梅、枇杷、杨梅、林檎、荔枝等水果，一些富裕的家庭会专门派人到市场上购买荔枝回来享用。

对于达官贵人和富商们来说，食用水果一年四季不间断。他们还时常举办各种名目繁多的果品宴会。以文人张镃为例，其家一年中以品尝水果为主题的宴会活动就有：四月孟夏，餐霞轩赏樱桃；五月仲夏，听莺亭摘瓜，清夏堂赏杨梅，艳香馆赏林檎，摘星轩赏枇杷；六月季夏，霞川食桃，清夏堂赏新荔枝；七月孟秋，应铉斋东赏葡萄，珍林剥枣；九月季秋，珍林赏时果，满霜亭赏巨螯香橙；十月孟冬，满霜亭赏蜜橘。

在这种氛围下，当时还形成了一些与之有关的习俗。如太学除夜各斋祀神，用枣子、荔枝、蓼花三果，盖取“早离了”之谶。

荔枝加工技法多样

由于达官贵人经常要举办大型的筵席，于是宋代出现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机构——“四司六局”。据《都城纪胜·四司六局》载：“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，各有所掌，故筵席排当，凡事整齐，都下街市亦有之。常时人户，每遇礼席，以钱倩之，皆可办也。”其中与水果有关的机构有果子局和蜜煎局，“果子局，专掌装簇、饤盘、看果、时果、准备劝酒。蜜煎局，专掌糖蜜花果、咸酸劝酒之属”。

因为荔枝保鲜期较短，所以宋人会将晒得半干的荔枝做成荔枝蜜煎，如此，就可以“锁”住荔枝的香气而全年享用了。其做法是将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剥去外壳和果核，榨去汁液，只留存果肉，然后与清水和蜂蜜一起熬煮，待到水分与蜂蜜全部被荔枝肉吸收后，便可盛出装瓶，随吃随取。时人赞其“色黄白而味美可爱”。

宋代荔枝加工技术发展迅猛，除了荔枝蜜煎以外，市面上还销售荔枝干和荔枝酱。

荔枝干的做法是把新鲜的荔枝摘下，放入红盐和扶桑花制成的混合液中进行浸泡。然后进行曝晒，等到晒干后，就成了荔枝干，可以存放三四年，不足之处是鲜味丢了。后来，福建人又尝试烈日直晒，通过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荔枝干保留住了鲜味。不过，这种鲜味只能保存半年多。这些尚未跨年的荔枝干都被称作新荔枝，是当时鲜荔枝的主要替代品。

荔枝还能被熬成果酱。制作荔枝酱时，将荔枝去壳去核，果肉放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糖和水，小火慢熬。不一会儿，果肉就变得浓稠，果香四溢。荔枝酱可以抹在饼食上食用，也可以作为馅料，用来制作荔枝夹心饼、荔枝酥等点心。

宋人还将鲜荔枝采下酿造荔枝酒。当时采用传统发酵法，将荔枝捣碎后放入陶坛，加入酒曲和水，密封发酵。温度适宜时，荔枝的糖分会转化为酒精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，打开酒坛，浓郁的果香与酒香扑鼻而来。不过，荔枝本身含糖量高，酿出的酒度数虽不高，但后劲十足。

当时一些商贩和饮食店肆更是将荔枝当作配菜，从而形成风味独特的美食，如荔枝焙腰子等。

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《凉水》记载了出现在临安街头的饮品“凉水”数十种，诸如甘豆汤、椰子酒、豆儿水、鹿梨浆、卤梅水、杏酥饮、荔枝膏水等。其中，荔枝膏水也称荔枝膏。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，想吃鲜荔枝着实不易，荔枝干价格也不低。既然品尝不到荔枝，那就品味一下荔枝味的饮料吧。根据《御院药方·卷二》记载，宋人用乌梅八两、桂十两、乳糖二十六两、生姜五两（取汁）、麝香半钱、熟蜜十四两发明出能冲饮的荔枝膏，里面没有半点儿荔枝，却能让人尝到荔枝的甜味，颇像现在的果味饮料，由此足见宋人的智慧。

美味升华雅致美学

从北宋到南宋，荔枝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人们通过品味荔枝、欣赏与荔枝有关的文化作品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荔枝文化的内涵与外延。

荔枝文化主要体现在诗词歌赋等方面。无论是北宋的苏轼、黄庭坚还是南宋的陆游、范成大等著名诗人，都曾写下关于荔枝的脍炙人口的诗篇。这些诗篇不仅赞美了荔枝的美味和珍贵，更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例如苏轼的《惠州一绝》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这首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岭南荔枝的色味，表达了诗人对荔枝的喜爱之情。

“海山仙人绛罗襦，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，风骨自是倾城姝。”能把荔枝写得如此清新脱俗的，非大苏学士莫属。他将荔枝比作肌肤胜雪的仙子美人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气质清绝出尘，自有风骨，无须借“妃子笑”博关注。这既是对荔枝的礼赞，亦是诗人自身的写照。

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黄庭坚自黔州（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）徙戎州（今四川省宜宾市），途经江津（今重庆市江津区），得到了好友李任道与知县冉木的盛情款待。恰逢江津荔枝成熟之时，他们摘下鲜红清甜的荔枝，在县衙后面的心舟亭一边叙旧一边品尝。黄庭坚乘兴赋诗，作《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》：“一钱不值程卫尉，万事称好司马公。白发永无怀橘日，六年惆怅荔支红。今年荔子熟南风，莫愁留滞太史公。五月照江鸭头绿，六月连山柘枝红。舞女荔支熟虽晚，临江照影自恼公。天与蹙罗装宝髻，更挼猩血染殷红。”诗中以“猩血”比喻荔枝殷红的色泽，以“蹙罗装宝髻”来形容荔枝华美的形态，并赞美荔枝如舞女般的动感。同时也感叹自己的人生：不断遭贬，使自己既未达成功业，也无法守在母亲身边尽孝，最终留下遗憾。

“驿骑星驰亦快哉，筠笼露湿手亲开。不应相与无平素，曾忝戎州刺史来。”《荔子绝句二首·其一》是陆游品尝戎州荔枝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诗，全诗生动地描绘了新摘的荔枝鲜美诱人。首句以鲜明的笔触表现了诗人对荔枝的急切期待，第二句则细腻地描绘了诗人打开装有荔枝的盒子的情景，让人仿佛能感受到那甜美的滋味在口中四溢。据说陆游吃完荔枝后，还用荔枝壳、芳草、秋菊和柏实来制作熏香，以助抚琴读书之雅兴。晚年时期，退居故乡山阴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多年的陆游对戎州荔枝念念不忘，作“伤心忽入西窗梦，同在峬村折荔枝”的诗句来回忆当年的情景。

宋人不仅诗咏荔枝，还将其作为纹饰融入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。以荔枝为纹饰图案的玉雕自宋代时已开始出现，玉带饰、金带饰均有“丝头荔枝”“剔梗荔枝”等名目，玉琢荔枝纹腰带成为宋代三品以上文官身份等级的象征。《宋史·舆服志》记载：“荔支或为御仙花，束带亦同。”御仙花纹饰采用的其实是类似荔枝的造型，也就是“荔枝纹”。在宋代职官服饰制度中，荔枝金带非三品及以上官员不能佩戴使用。

周密在《志雅堂杂钞》中说北宋宣和制荔枝带“枝皆剔起，叶皆有咏”。荔枝和枝叶相互叠压，布局层次分明，极富立体感，这种深层透雕的创新手法影响到后来的元、明、清三朝。

荔枝也成为宋人笔下常见的绘画题材。除了宋徽宗的《写生翎毛图》，无名氏的《离支伯赵图》同样出名。该画以荔枝和伯劳鸟（伯赵）为主题，展现了宋代宫廷绘画的精湛技艺，并富有寓意。荔枝谐音“利枝”或“离支”，象征“吉利”或“连理”，在宋代宫廷文化中常被赋予富贵、祥瑞的寓意。伯劳鸟在古代被视为“报喜鸟”，与荔枝结合，暗含“报喜”“大吉”之意。艺术家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色彩，将荔枝、伯劳鸟的形态与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（王宁 综合整理）